司马光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我第一次读他写给自己儿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一文是在高中时候。当时我对这篇文章的印象主要是文辞优美，大量的排比句让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快感，反复运用的对比使得说理尤其透彻。在这篇文章中，司马光先以自己年轻时不喜华靡，注重节俭，现身说法，语语真切。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奢侈靡费，讲究排场，与宋初大不相同，复举李文靖、鲁宗道、张文节三人的节俭言行加以赞扬，指出大贤的节俭有其深谋远虑，而非侈靡的庸人所能及。进而引用春秋时御孙的话，从理论上说明“俭”和“侈”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使文章更深入一层。最后连举六名古人和本朝人的事例，又以正反两面事实为据进行对比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末尾以“训词”作结，点明题旨。整篇文字层次递进，调理分明，堪称议论文学习的典范。

　　再次读到《训俭示康》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我也已经作为一名法院干部工作多年。长期的政法工作让我对这篇教育儿子勤俭廉洁的文字有了更多感悟。在以前，我一直认为勤俭与廉洁的家风是一种高贵的道德选择。但重新拿起《训俭示康》一文，我却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保持勤俭廉洁的家风不仅仅关乎道德，更是智慧与哲思的总结。

　　我一直保持着读史的习惯。在司马光写下《训俭示康》时，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政治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是一场没有妥协余地的主义之争、路线之争。王安石要变法救国，司马光要救国因此反对变法。为了变法，两人从朋友变成了仇敌，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宋神宗拜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于是司马光辞职回家编《资治通鉴》以示抗议，搞得全天下都知道王相公推行新法，但是有个司马相公不服。二十年后宋神宗驾崩，司马光又在太后支持下就任宰相，废除新法。在这场漫长惨烈的斗争当中，无数人丢官下狱，乃至身败名裂，甚至被打入《奸臣传》。但是，偏偏作为两派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位水火不容的朋友，虽然各自在这场斗争中收获了无数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均得善终，家庭与后代也平安无事。

　　习近平同志曾说：改革者须有大智慧。因为要改革总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总会得罪一些人，皆大欢喜的改革不是没有，但披荆斩棘、鲜血淋漓才是改革的常态。商鞅变法让秦国强盛，但自己却因为开罪秦国贵族而最终车裂而死。纵观历史，改革者落到商鞅这般下场的不胜枚举。司马光和王安石之所以能家庭平安，各得善终，与他们均保持着勤俭廉洁的家风有很大关系。

　　王安石的老师范仲淹同样因为改革树敌多次被贬。到他晚年时，有人劝他利用手中权力多置家产，范仲淹说：我这辈子在官场上经历风波，几起几落，之所以能保命全生，“惟能忍穷”、“虽一毫而不妄取”。范仲淹去世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他的政敌虽然早就欲除之而后快，但范仲淹身正不怕影子斜，他的政敌只能把他发配到外地为官，却无法给范仲淹定罪。

　　与范仲淹相对应的是同时代的宰相寇准。寇准雄才大略，为北宋抗击辽国入侵功劳很大。寇准本人不喜清贫，生活奢侈，酷爱美酒美食，喜欢大排场，家居豪华，奴仆众多。结果，在政敌们的打击下，寇准被一路从正一品一路翻着跟斗被贬为从九品，最后发配到了雷州半岛，并死在了那里。欧阳修就此一针见血地剖析认为，寇准之所以落到这般下场，根子就在于贪恋荣华富贵。司马光也批判说：“近世寇莱公（寇准）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王安石和司马光继承和发展了范仲淹的治家、廉政思想。在《训俭示康》当中，司马光进一步发展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一个人和他的家庭已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那么家庭就会倒逼对荣华富贵的贪念，私心利欲的膨胀，最终走向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不归路。

　　因此，司马光认为，要让家庭能够长久的平安、幸福，那就要保持清贫廉洁的家风。《训俭示康》中说：“客至未尝不置酒……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所谓清贫，并不是非要像明清时期某些沽名钓誉之徒那样睡草席、吃糠咽菜以示人，而是节制欲望，过普通人的生活，把精力集中到高尚美好的追求上。这样，无论司马光、王安石和范仲淹在官场上是身居高位还是几起几落，他们的家庭都会平安幸福，他们的后代也会人杰辈出，使他们的家庭更加光耀。

　　司马康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后来也考上进士，成长为一名德操高尚，才华横溢，为天下称颂的青年才俊。《宋史》载，司马康因病辞世时，“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无不哀之”。

　　正如司马光所言，树立勤俭廉洁的家风，是“大贤之深谋远虑”，是阖家长久幸福安康的最好保障。习近平同志曾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走正道，既是道德的选择，更是智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