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有言：“真理本质上只是幻象，不过人们经常忘记它的这一幻象本质。”
——法国大革命被赋予了无数的历史意义：它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它是人权、民主、自由、博爱信仰指引下的伟大社会运动；它是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和楷模……托克维尔在其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表明：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生”。
历史意义和如何产生，是研究问题的两个层面，历史意义具有宏观性、普遍性，是对历史事件的结果方面的评判；如何产生则侧重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关联性，是对历史事件原因方面的解释。人类的思维存在将原因和结果倒置这样一种倾向，例如：对外在世界的抽象形成了理念，事物对于理念而言具有先在性，但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告诉我们，理念决定和发展事物。法学教科书中对古文中的“法”的写法解释为蕴含着平如水，独角兽抵触不公者之意，但苏力教授考证发现，这是法学者用当下理念解释过往事情的例证。
将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倒置的思维方式大量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的主观性和世界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具有将客观主观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为将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的倒置提供了条件，马克思将之称为人的“认识”。人类有将主观性客观化的需求，以此满足人作为主体的需求，并证明主观性的正当性——这种需求为将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的倒置提供了欲望动力。
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倒置，那么在人类的头脑中，历史事件即具有了“真理的客观面貌”，仿佛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历史如直线一般发展，具有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奔涌向前。其结果是，我们用我们时代的思维理念组织和裁剪了语言、文化和历史，证明了当下理念和存在的“真理性”，这是一个攻不破的逻辑圆圈，却遮蔽了我们发现历史事件本真的眼睛。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被很多人用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本身，思维一旦颠倒，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就是一个或明或暗的结论萦绕于我们每个人头脑中。这样的逻辑圆圈无法轻易攻破，我们用当下的理念体系裁剪过往，然后再用此理念体系评价过往，这样的逻辑，除了增添了证明这一体系的正当性历史案例之外，我们看不到过去的真实，也看不到对未来的启示——法国大革命为何在法国发生？为何革命如此暴烈？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历史意义无法在实践层面彻底回答。
托克维尔尝试着将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需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并且“特别是我要使人们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们看到由此产生的种种原因，帝国是怎样产生的；它何以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间建立……”
一、法国大革命缘何而起？
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农民不仅拥有五分之二的土地，而且几乎占用了全部土地。法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全球的殖民扩张，资本发展更为迅猛。法国的贵族阶层享有免税权，并且贵族掌控着军队的指挥权和高等法院的权力。法国的行政机构遍布全国，全国事务事无巨细均由国王的御前会议和总督决断，道路桥梁建设大规模有序进行——法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国力不断上升，即便在整个欧洲，法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富国，军队经过路易十四的改革，已经不再是由私人偏好决定行动的军队，而是训练有素的国家军队,这样的法国，何来革命的理由？
托克维尔认为，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依然潜伏着爆发革命的危机。但危机不是原因，如果认为这些危机是爆发法国革命的原因，则是不充分的，欧洲其他封建国家中存在的不平等比法国更甚。这个问题似乎也困扰着托克维尔本人，他的解释是:“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楛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讨厌百倍。”但这富于真理性的革命缘起解释恰恰遮蔽了问题的本真——在一个稳定的政权体制之下，如果民众的不平等桎梏不断减轻，则恰恰证明了该体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民众拥护现有体制而不革命的原因，否则世界上哪个政权还敢为民众谋福利、减轻不平等？
托克维尔也认为，反宗教和18世纪的哲学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反宗教革命的依据在于“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但他同时认为“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哲学思想在托克维尔看来也是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他认为应当一分为二来看，“一部分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观点，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利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反宗教，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现代世界史》一书中提到，“教会的状况和教士的地位，几乎一直被夸大为法国革命的起因。法国教会向一切农产品征收什一税，但英国的教会也同样如此。法国主教通常在政府事务中起部分作用，而英国也是如此。四十年后的调查发现，1789年的法国主教区实际上并不比英国教会的主教区富有。”关于哲学思想的问题，“众多支持革命的人都认为这些著作是他们智慧的源泉，所以法国革命的历史总是通过复杂的方法与启蒙运动的遗产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哲学家与革命之间的联系绝非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直接”。 “用伟大启蒙学家引发法国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发生的事情是不恰当的（如同主张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引起革命的说法同样是不恰当的）”。反宗教和哲学思想，在十八世纪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反宗教是反对愚昧与无知，而18世纪的哲学思想大多数以理性、权利和正义的名义出现。“启蒙运动对评论、公共辩论和“公共舆论”的新形式的确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多数对法国国王和贵族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但是说哲学思想是革命的原因，那无疑极端夸大了思想的摧毁力和不妥协性，还有哪个国家和社会敢自掘坟墓般倡导思想自由？
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潜在危机
社会存在危机，这是不稳定的潜在爆发点，而危机的程度往往决定是革新还是革命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的碎裂化程度
社会是由人组合而成，但是革命前的法国，“早在中世纪，贵族已变为种姓，就是说，其特殊标志是出身”，“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唯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与其他欧洲大陆的封建国家不同的是，贵族阶级在法国越来越失去土地和权力，领地统治随着土地的买卖而土崩瓦解；政治权力随着与国王的长期斗争和御前会议、总督制度的建立而削弱。但是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方面的免税权却始终保留着。贵族的政治地位与其经济状况发生了分裂。
就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而言，“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地产主的数量高达当今数目的二分之一，并往往是三分之二；若考虑到从那个时期以来，法国总人口增长四分之一强，那么地产主的骤增显得相当惊人”。阿瑟•杨考察了法国后，他估计法国有一半土地已属农民所有。托克维尔直接了当地说“但是在法国还发生了另一场涉及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业绩，就发生在法国革命前。土地有了，农民为何要起义？即使是自己的土地，“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收他们的猎物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那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麦子自己食用，因为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呈交作为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农民的仅有的土地权利被不断削弱，权利和利益的联系被重重阻碍，发生了分裂。
资产阶级虽然资本庞大，并且总是通过各种途径享受免税权和作为政府官员治理地方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却始终无法得到发展和保障，因为这方面的特权被贵族阶层所垄断，而且即使得到的官爵也随时可能被国王收回后再次出售以解决财政困局。“作为个人，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14世纪），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资产与政治地位发生了分离。
即使是农民、资产阶级和贵族本身，也发生了分离，“在旧制度下，中产阶级几乎全部住在城市”，“由于居住地点不同，更主要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见的利害关系，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 “但是特别令人惊异的，（十四世纪）是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如此轻而易举地——而后来就不行了——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在以后的世纪中，这样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一天天彼此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每个阶级，每个阶级内部的团体，团体中的个人，彼此分离，每个小团体，每个个人都只图私利，对公共事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是王权精心设计的，当社会碎裂，并用各种政治、法律和民事制度不断强化这样的分裂状态，让所有的人和利益都仰仗王权的鼻息，在王权面前俯首称臣，王权可高枕无忧。如果要使这样的社会稳定存在，王权本身不能发生危机。
（二）法国政治的潜伏危机
1、财政危机。
财政一向让法国君主制度危机重重，也衍射出来，加重其他危机的程度。账簿是税收的依据，国家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土地、人口等方面记载的账簿，这是封建君王的财富地图，刘邦进咸阳，可不要玉玺但不能不要账簿。但令人惊异的是，法国的账簿大量残缺不全、混乱不堪。国家的征税方法也出现了问题，官员和特许的包税人从收税中谋私利，国家收到的税款比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少得多。但主要弱点却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取得了免税权，真正的大财团游离于税收制度之外。国王越来越像一群农民的首领，而不是国家的帝王，至少他无法在财政上“领导”贵族和资产阶级了。
财政是帝王制度的血液，不可或缺。沙漏般的收税制度迫使国王提高税率、贬值货币，国王不断出卖贵族爵号，买卖政府官职，废除市镇的特许权，再作价卖出——这样虽然增加了一点收入，但具有免税奖赏的特权和官权越来越泛滥，税基在缩小，帝国的权力和威严在这些买卖中随之不断消散，这不仅仅表现为民众的怨言，而且是国家的行政、财政越来越虚弱不堪，资产阶级将公权力当私人利益来经营、攫取，如蚂蝗一般在帝国的身上不断吮吸着。
2、政治权力危机。
虽然王权想方设法分裂社会各阶层，防止他们联合挑战王权的权威，但是一直以来，法国作为封建国家，王权始终需要面对来自贵族政治权力的压力，并与贵族的政治权力进行斗争，但从整个法国历史来看，王权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阶级政治权力的强大制衡力。“七年战争中，内阁政府想方设法提高税额，但没有成功。巴黎高等法院、省法院、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教会无不为此哗然。在政治上，这些机构全都比路易十四时更为强大。他们此时还可以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证明他们反对王权是正当之举。法院裁定增税与法国法律相悖，即不符合宪法。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其他有三级会议的省份宣布，他们历史悠久的自由特权横遭蹂躏。经过几年唇枪舌战之后，路易十五决定就此罢手”。王权无法战胜贵族阶级，对贵族课以义务——这是个危险的征兆，环境一旦恶化，政治斗争将在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
3、临近1789年的整体社会危机。
1788年农业欠收，1789年经济萧条，到1789年7月，面包价格比路易十四逝世以来任何时候都高，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业和贸易由于外围环境的改变而突然停滞，工人待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而财政已经虚弱的帝国政府无力支撑往常的那种救济措施，工人们突然爆发。农民因为农业的歉收拒绝纳税，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焦虑不安，农村地区陷入了惶惶然之中，人们到处在打听来自帝国首都的消息。收入在减少，失业和贫困在全国蔓延，人们被迫离开家园，结果流民的人数增加到惊人的程度。帝国首都还是工业中心，聚集了无数的工人，这曾经引起帝国官员的警觉，但现在，数量惊人的流民和密集的工人，让这个帝国开始发出“咔咔咔”的崩裂声音。
4、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
在法国大革命前，国王的权威集中在了首都，这种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首都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其他省份，取得了重要地位，地方的自由权利都在不断消失，首都吸取全帝国的精华；二是国王建立了御前会议和总督制度，帝国的一切事务，细无巨细均由帝国首都发出决断命令。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这样庞大复杂的首脑中心，头脑一旦中风，整个帝国将是无法想象的状况。“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
三、法国大革命的缘起、狂暴与回归
如果我们想一想马克思关于国家的一些观点，我们会更清晰明白法国大革命的缘起。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国家或者帝国的王权，是社会稳定的压力阀，一旦这个压力阀失效，则阶级、集团、利益等等之间的矛盾将无法有效遏制，斗争将此起彼伏。“法国革命按照自己的进程发展：随着魔鬼的头部逐渐出现，它那奇特可怖的面孔暴露出来；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 “这个闻所未闻的威力仿佛自生而且永存，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许多人将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显灵”。
是的，法国大革命的缘起不是什么哲学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拉开了历史的帷幕，而是王权与贵族之间斗争导致的政治停摆，是政治首脑的严重中风，从而导致帝国的压力阀失效，碎裂社会的不均衡、哲学思想的鼓吹、宗教革命的血统，让整个法国的革命更加复杂而暴烈。王权不是通过与社会联系紧密而获得统治权，它选择了分裂社会从而一支独大，政治权力与政治义务是一体的，你得到什么，你必然被其所累，当王权被义务折磨地奄奄一息时，王权细丝再也无法维系碎裂的社会，社会彻底崩盘。
法国革命也的确如此发生的，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农业欠收，农民的不满在积聚；随着对外贸易的骤降，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政治地位产生了严重不满；随着对外战争、帝国行政扩张、财税收入的降低，王权无力独立支撑这样的国家权力，贵族乘机要求政治权力，王权需要解决财政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现代世界史》中描述，“贵族们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他（国王）做出让步，他们（贵族阶级）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王权这一压力阀失效了，第三阶级随之而起，自行组织国会，王权，这一帝国的稳定压力阀，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面前，再也无力发挥作用。
王权落地了，但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天堂到来。民主、自由、平等只是原则，不是成熟的政治模式，更不是如何过渡的政治纲领。社会如此碎裂而不融通，每个阶级、每个团体、每个利益代表都在对此阐释不同的理念，争夺更多的利益，“军阀混战”式的革命也就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任何一次革命、起义都是需要底层群众支持的，于是，平等成为响亮的执政口号，用以动员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用平等动员的强大力量（底层力量）是摧毁力量，而要建设革命理想，需要政治压力阀（权威力量）存在——国王一次次被革命力量扶上去，集权需求的恐怖杀戮不断上演，却又被革命已经动员起来的底层力量所摧毁。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都发生了起义或者战争，被动员起来的底层力量的摧毁力和权威力量的建设力之间往往以各种各样与民休养的政策达成妥协，为形成稳定的政治压力阀创造时机。1789年前后的法国，内忧外患，显然没有这样的时机可供选择。
封建集权、王权凋零、内忧外患、思想传播，则革命风起云涌——这是法国大革命吗？是的——这何尝不是中国清朝以来中国历史的写照？革命一旦开始，却并不容易停止，因为即使仅仅是思想革命，“启蒙了的监护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他们想要启蒙的大众来反对他们从事启蒙的人。在这种利用中启蒙了的监护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为了消除旧的偏见而培植新的偏见以反对坚持旧偏见的人”。从而革命不是在真理与真理中展开，而是在偏见与偏见中展开，革命浪潮反复涤荡，其他性质和利益争夺的革命更是如此。
结束这样的革命浪潮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重建政治压力阀，所以，托克维尔会发现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政府管理监督、行政法院和官员保证制均是旧制度的体制，但革命后，人们不得不又从废墟中捡拾这些制度。只是托克维尔弄错了一点，他认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复兴本身说明，在旧制度中中央集权就是革命的开始——革命的原因和结果，在这里又一次被颠倒了。
政治中风导致的社会混战，原因和结果不可颠倒。可以颠倒原因和结果的情况只能是有目的有序的改革，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秩序和发展等元素才能贯彻始终，而不是被狂暴和无序踢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