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托克维尔着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而法国人民花了超过50年时间，只玩了一个“国王你好、国王再见、国王你好、国王再见”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的游戏，而其间穿插的无数起义与生命付出，似乎从来就未曾警醒法国人民，这些比喷嚏还频繁的起义究竟给法国政治带来了什么？

　　一、人为的不平等和天然的不平等

　　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暗含着他试图与之谈话辩论的对象。《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论选择政治体制的部分，便与“七月王朝”首相基佐争锋相对。1928年，还是法官助理的托克维尔曾在巴黎大学学习了基佐开设的法国文明史的课程，同样倾向自由的师徒二人却在以后面临的现实政治中做出了不一样的决断。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又将之前的政局推倒重排，其时可以参照的路线有两条，英国的君主立宪和美国的人民自治。“人民主权”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成为普世真理，但卢梭的徒子徒孙们也凭借“人民”的名义带来了屠杀和暴力。道路之争的焦点早已不是要不要人民进入政治，而是归结于人民如何参与政治。保守自由派领袖基佐在当时便严格区分“社会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只同意前者而否认后者，即是力求实现社会中的人人平等，但坚决拒斥人民平等参政。基佐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贵族特权，“人为的不平等状态”已是过去式，社会中的人人平等早就是既成事实不可回溯。但涉及到谁可以参政时，必须强调“天然的不平等”，参政权利只能赋予有才德的人，不然政治就可能被大众庸俗化，多数人的品位将决定整个国家的走向，平等化带来的平庸化将不可避免的给政治带来无法挽救的伤害，只有凭借才能，依靠精英，才有可能带领法国迈向强国之列。

　　保守自由派看到风起云涌的“人民主权”学说不过是在鼓动底层人民参与政治，推进革命激进化，一会儿是雅各宾派上台恐怖政策出炉，一会儿是人民公投欢迎复辟，经历过这一切波折的人都会抱怨:“人民，你们能靠谱点吗”？由于压根不相信卢梭的信徒们，保守自由派自然选择了君主立宪制，由路易•菲利普续演波旁王朝谢幕后的戏份。

　　二、托克维尔如何看待“平等”

　　基佐看到了个体意志进行自我统治之难，原子式的个体绝对孤立、难以服从，亦无信仰，无法满足政治所必须的条件。这也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旧传统烟消云散，民众只要不满就要翻身闹革命，帝国与共和的交错间无政府的幽灵始终在徘徊。

　　 托克维尔同基佐一样，看到了法国社会的弊端，但他却仍旧选择相信“人民主权”是不可逆的浩荡潮流，坚定重申“人民主权”才是应有的政治体制。但为什么法国人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屡屡失去自由，宿命轮回般在专制与强权中挣扎，探究“民主”在法国势不可挡却又屡屡失败正是他写作的原因。《论美国的民主》将焦点放在成功的异域，在观察借鉴中思考，《旧制度与大革命》则反观自身，从法国历史本身来探寻。

　　 （一）《论美国的民主》中民主的天生缺陷

　　我们今日谈论“民主”，通常意义上说的是政体，或是“人民当家作主”，或是“代议制民主”。而几百年前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与今日相比差别较大，是倾向于一种社会总体状态的描述，以个人平等为基础、自由为价值和诉求的社会形态，托克维尔常用“平等”来指代。

　　古典世界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原本不分殊，政治作为城邦之事涵盖了一切领域。步入现代社会后，绝对主义国家兴起，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成为重要政治现象，政治逐渐成为国家之事，与市民社会和私人空间分离开来。当等级制度消失，所有人被“拉平”，民主带来的平等危机便如约而至。

　　平等孕育出人类可以无限完善的信念。在等级社会中，个人所有的一切早在出生前就被固定，但在民主社会中，原有的束缚被打破，生命具有了无限可能性。因此，人们总是不能满足现状，在无限的追求中表现出对自身不完满状态的焦虑，还有对比自己优异对象的怨恨。因为智力不平等、体力不平等等诸种天赋不平等是自然现象，所以社会平等实现了，但不平等的自然现象却永远存在，这一天生的不平等却又激励人们在后天努力追求抹掉不平等的印记。人们开始不能容忍不变化的事物和他们无法改变的事物，因为“当社会多少变得平等时，一点微小的差异都引人注目”。此趋势蔓延，人内心中妒忌的心理发展到强烈的地步，从而孕育出败坏的心态，直到弱者把强者拉回同一水平，结果不是一起向上提升而是下降趋同。

　　所以，卓越的个人将会在群氓的嫉妒中泯灭，大量单调、类同的庸众得以诞生。人们丧失了多样的旨趣，表现出对可以认同的低水准的普遍性观念的无上支持。人类事物的复杂性被忽略了，个人利益毫无疑问的被置于公共利益至上，从而腐化了公共道德，翻转过来，公共道德的降低又进一步败坏私人道德。

　　简而言之，民主的缺点正在于“拉平”世界后带来的连锁反应：贵族般拥有闲暇追求卓越的个人已是往事，民主社会充斥着平等但孤立弱小的个体；个体沉迷于个体世界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主义以私人生活为轴心，致使公共精神基础崩坏和政治精神的缺失；最终是自由的覆灭和专制的登场。于托克维尔而言，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心灵的堕落、民情的萎靡和趣味的庸俗。

　　（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民主携手专制

　　既然民主社会不可避免的带来妒忌和怨恨，那导致的最大危险就是，人们可以欣然接受一个强权的主人，也不要一个比自己优秀的邻居。如果出现一个强大的帝王能够提供所有人的平等，那把平等视为最大价值的人们宁愿放弃自由而追随他。因为，人们宁愿要奴役中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中的不平等。

　　托克维尔借此向基佐揭示了，平等的民众是有可能选择帝制的，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才是法国政局纷乱的罪魁祸首。剖析中央集权在大革命和旧制度之间交缠难辨的关系是托克维尔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中央集权来自于国家作为实体的势力扩张。在早期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国家通过行政体制确立权威，压制自治城市和挑战宗教权威，逐步将权力集中在王室手中。旧制度的首要特征在于，中央集权遏制和剥夺了封建制度中的地方和团体的自治与政治生活，建立了一个服从国家权威的、单一的社会。中央集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解散了各类团体存在的纽带，所带来的客观后果就是旧有习俗传统的灭失，民主的社会状态开始产生。由于原有维系人际关系的贵族制消失，曾有力抵抗中央集权的地方失守，人与人之间回不到旧有的关系，而新的联系方式又远未成形，人民看似掀起一波波的革命浪潮，但落实到具体个人却软弱无力。

　　回归到法国本土的政治史中，托克维尔破解了为什么美国民主能积极向上，而法国民主却消极徘徊的真相：正是在于美国并无传统欧洲国家的历史负担，建国初始就注重避免中央集权的一家独大，因此一开始民主就是落实到户村镇自治，再将其扩展到整个国家进行治理；而法国的中央集权却是源自历史积重难返，不是人民在帝制和共和间徘徊，而是旧有的中央集权导致了民主和专政的结盟。

　　中央集权是如此悖论的存在，它的建立预示着大革命的开始，而它本身又是旧制度的沿袭。大革命破坏了旧世界，却未能创造任何稳固的东西，新创造的原子式的个体，尚不足以胜任公共行动，又只得借用旧世界的中央集权来避免无政府状态。因此急于埋葬旧制度的革命者却在不知不觉中沿袭着旧制度，于是“政府取代了上帝”，中央集权成为了法国人新的宗教，权力越过一切，直接到达每个目标。“它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尽管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如走马灯般的转换，但集权的行政机构却越发强大。

　　（三）新政治科学的女娲补天

　　平等要保持什么样的限度才不至于损害自由走向专制？民主社会中的个体要如何提升才能确保政治正常运行？托克维尔创设的新政治科学正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讲述如何通过确立政治自由，塑造公民，解决民主问题，建立拥有真正自由的现代民主，他说道：“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从法国现状出发，针对中央集权对民主制度的搅局，他提出平等时代的立法者主要目标就是限制“社会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给社会权力规定广泛的、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扰地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

　　可以看出，面对大革命后时代的特征，托克维尔用“权利”观念取代了古典政治中的“美德”观念，也许本身即为贵族的托克维尔深切的知道，在民主社会倡导德性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不得不将美德嫁接在权利上，“除了美德的观念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观念可以和权利观念媲美了，或者毋宁说两者是浑然一体的。权利观念无非是美德观念在政界的运用”。

　　托克维尔希望凭借树立权利观念来抵御中央集权的对平等的侵蚀。他认为，欧洲人之所以没有权利观念，是因为人们在享受权利方面的不平等。在中央集权的垄断下，少数享有政治特权的人无法无天卖官鬻爵，当然不会把个人权利放在眼里；而没有多少政治权利的人则对政治权利表示藐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曾拥有也无法拥有。因此，要抵抗中央集权的影响，必须承认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在此基础上寻求全体意志的自由联合，促使每个单个的人成为政治公民，才能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不丧失独立和自主的能力；如果认为民主时代的多数人必须为生存而操劳奔波，对参政缺乏时间和精力，而只让少数精英参政，恰恰会强化多数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一心只求私人安乐的心态，继续加剧中央集权的扩张和个人权利的式微。凭借少数精英治理来抵挡中央集权就像螳臂当车，法国现实表明，这些人将会被庞大的官僚机制吸纳，成为体制中受益与僵化的一员，最终为其代言。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美国，平等精神促进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使得政治生活的公共精神成为可能，可法国追求平等的结果却是人与人之间的默然与不相干造成了公共精神的脆弱和政治基础的阙然。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正是为了应对个人与国家脱轨，社会与政治分离而进行的创举。

　　三、平等的限度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人为的不平等”，实现平等进入社会；从卢梭到托克维尔的思想巨匠们进一步提倡在政治领域废除“自然的不平等”，实现平等进入政治领域；后世的思想家们延续其轨道，进一步探求，那平等可以进入经济领域吗？

　　民主共和者和社会主义者将这个讨论延续下去。前者认为平等就应该止步在普选制，后者认为所谓的普选不过是平等空洞的形式，丝毫没有真实内涵，应该进一步取消私有制，重新分配财产。自此，斯密和马克思各执一头，终酿成铁幕诞生，似乎全然没有当年托克维尔的旧贵族风范。

　　还是让托克维尔身处其间的法国的历史来对此辩论做个小结：1948年6月，法国境内爆发一场工人起义，虽说无产者力量薄弱，5天就被镇压，但是有产者却认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法保护其财产，怨其行动不力；无产者则在血腥镇压中，怒其残酷无情。第二个拿破仑顺势而生，他向有产者兜售稳定秩序，向无产者允诺消灭贫困，顺利依靠选票当上共和国总统。紧接着，他便发动军事政变，恢复帝制，吊诡的是，全国公投帝制的赞成票高达780多万，仅20多万人反对。

　　看来，平等的限度，庙堂的门槛，注定是托克维尔留给后世难以化解的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