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的《婚姻法》（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是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结果，对促进我国婚姻家庭稳定、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对于依法治国、完善法制，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与保持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其过错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此所遭受的损害，有权要求赔偿，过错配偶应承担赔偿损失、给付抚慰金等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始建于19世纪，随着历史的发展，离婚损害赔偿在不断的家庭法改革中，日益完善并被保留下来，如现行《法国民法典》第266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抚慰。”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外离婚损害的范围，包括有损害赔偿、抚慰金和填补财产损失，有些国家甚至还包括了对财产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的赔偿目的，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非财产损害予以补偿，让受害一方的利益得到救济。因此，不应过于强调其对过错方“不忠”行为的道德评判和经济惩罚。夫妻相互忠诚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心理感受无疑属于道德管辖的范畴，“婚外情”涉及有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感情因素等问题，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为道德的讨论留有巨大的空间，尚无法弥补受害方的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据全国妇联1997年对15个省市的信访统计，因家庭暴力引起的信访量已占婚姻家庭信访总量的34.5|2|。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市组织了1589个家庭入户抽样调查，有29.2|2|的家庭存在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现象，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这方面的投诉分别为219件、235件和348件，1997年比1996年增长7.3|2|，1998年比1997年增长48|2|。自 1981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数量成倍增长，居高不下，1999年审理119.9万件，比1980年的27.2万件翻了两番多，平均每年增长8.1％。另据有关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在40|2|以上。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现象，公众所需要的不是道德与法律的讨论，而是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然而，与中国国情不同的是，尽管很多国家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已相当完善，但由于现代西方社会已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性道德观，婚姻当事人已厌倦了在法庭上对其生活隐私的讨论，而作为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同样把注意力转向对死亡婚姻的确认上，不愿过多地去探讨当事人过往婚姻生活中的对与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真正以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的案件仅为个例，特别是因“婚外情”引起家庭破裂损害的诉讼请求，在社会中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正是由于人们对此权利的逐渐淡化或放弃，各国婚姻法律的改革也开始朝着有所限制的方向发展，法律赋予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仅作为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权利保障制度。

    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身是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上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由于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没有界定，对具体的“照顾”方式也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的新《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根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和《解释》第29条的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责任除具备一般的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外，还须具备另外一项特殊要件——离婚。

    即配偶一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而导致离婚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由于婚姻法第46条采用了列举法，因此，侵权行为这一构成要件仅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除此之外，其他情形不能产生离婚损害赔偿，这就使得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过于狭窄。

    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配偶一方故意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损害事实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解释》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损害事实范围包括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精神损害包括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和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又包括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精神痛苦表现为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等；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指自然人的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如因身体遭受侵害成为植物人，脑瘫病人等因侵权行为而遭受刺激成为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至于物质损害，由于“损害”仅指由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举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及虐待、遗弃行为这四种对对方人身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所以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失，只能是因人身损害而派生出来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等，不能是对财产的侵占或毁损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同时，这种损害仅指直接损害，而不包括间接损害。如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和家庭财产供另一方出国或读研究生，另一方获得知识或技能后与之离婚，由于离婚而导致一方预期利益的损失不能通过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获得救济。

    即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遭受损害的直接原因，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一般只需确认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离婚，即可认定因果关系成立。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方侵权责任的，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这是婚姻侵权责任的特殊要件。如果不具备该要件，即使具有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也不存在离婚损害赔偿。根据《解释》第29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第三款还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基于这些规定，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过错情形并导致离婚的发生，才可以发生离婚损害赔偿请求问题。离婚这一要件还要求离婚的客体是合法有效的婚姻，如果是无效婚姻，如婚前隐瞒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而导致的离婚，就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同样，对于可撤销婚姻被撤销后也不适用该制度。
    三、关于请求赔偿的途径和时效

    （一）关于请求赔偿的途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明确的规定，《解释》也未作出解释。实践中对此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仅适用于诉讼离婚；另一种观点认为,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登记离婚。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应该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如果当事人选择登记离婚方式，“无过错方”提出请求的，当事人双方可以就赔偿问题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一并协商，如果达成协议，登记机关应当给予登记；如不能达成协议，“无过错方”仍坚持赔偿要求的，登记机关应告知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选择诉讼程序离婚的，由法院依法裁判。

    （二）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何时行使，我国的《婚姻法》未作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一）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离婚诉讼的被告，在离婚时未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这是因为离婚损害赔偿的宗旨在于填补损失，抚慰无过错方的精神，并制裁违法行为，应仅限于在离婚时行使，这样可以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一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由此可见，这个“一年”的规定应当属于除斥期间，而并非诉讼时效，这是与一般侵权行为之责行使请求权的期间的明显不同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准确把握。

    四、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我国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尚有许多值得完善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仅为受到侵害的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不包括其他人员，但该条(三)、(四)两项即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侵害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有可能是与婚姻关系当事人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子女、岳父母、公婆等。在现实生活中，因婚姻当事人一方暴力侵害、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成员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的不在少数，如妻子虐待公婆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丈夫起诉离婚，在此情况下，其父母（即其妻之公婆）可否对媳妇提起损害赔偿？若不可以，则《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三）、（四）项尤其是第（四）项就无存在的必要，因为反正作为非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受害者无权在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倒不如把（三）、（四）项规定的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仅限为婚姻关系另一方，排斥受侵害的其他家庭成员，但这显然是与立法意图相悖的。因此，要真正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应有功效，就应当扩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不仅限于无过错的婚姻当事人，还应包括与婚姻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的、受婚姻过错方暴力侵害或虐待、遗弃的其他家庭成员。例如，因暴力侵害、虐待、遗弃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应允许受害者参加到离婚诉讼之中，并有权独立请求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仅规定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向谁提出赔偿请求，即未限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却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限定为无过错方的配偶即过错一方，而排斥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笔者认为，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若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同居、重婚导致离婚的，合法婚姻关系的无过错方应有权在离婚诉讼中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如第三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法律制裁，显失公平正义，且与社会公德相悖。《解释》对法律规定不明的条文作出限制性解释，是不恰当的，也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实际情况，考察第三者是否“明知”，若为“明知”，则第三者应作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即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婚姻法》也应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的故意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围之内，以在赔偿主体上趋以完备。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了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重大过错不可能为列举的四种情形所能全部包涵，如发生婚外性行为但未达到“同居”程度而对配偶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不应赔偿？严格地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不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婚姻破裂，都应承担赔偿之责，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示例的方式对众多的过错予以了较大的限制，仅列举了四种情形，那么这四种情形之外的其他较为严重的过错只能由道德规范来调整，事实上，这种将其它过错行为推归于道德规范调整的限制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也难获公众认可。比如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的通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有人认为“一般的通奸，偶发的性行为属道德领域、有关党纪政纪约束、行政处罚的范畴。”， “对于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通奸行为的，应采取批评教育和道德谴责等综合处理措施。”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通奸与重婚、同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隐秘性，而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区别。特别是长期的通奸和与多人通奸的行为，给配偶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与他人重婚和同居，它同样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成为离婚的直接原因，因此，赋予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按照《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有配偶者只要不重婚，不“同居”，“包二奶”“包二爷”、长期通奸甚至生多少私生子都可以对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说“不”，这显然是违反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的，也是违反该法第四条规定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应予以扩大，对诸如通奸、长期吸毒、赌博等重大的、情节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应准予无过错方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公平和正义。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可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增加一项：“(五)其他严重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婚姻法》的精神自由量裁即可。

    按照《婚姻法》四十六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在于“无过错方”，有过错者是无权提出请求和获得赔偿的。但事实上，导致离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离婚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只是过错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仅仅允许“无过错方”才可请求损害赔偿，这将使得离婚案件中过错较小的“弱势一方”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甚至被重婚者、同居者、实施家庭暴力者以此作为抗辩，使受害者赔偿请求落空，这不但有失公允，也会使《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也与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初衷相违。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不应强调无过错，而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只要一方存在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有权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由法官在审判中查清损害的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和大小，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赔偿过错较小的一方，如果双方过错相等，则可以不予赔偿。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意图也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反映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婚姻家庭关系的现实要求，使无过错一方(弱势一方)得到相应的救济、补偿和安慰，消除了当事人为解除婚姻带来的许多顾虑，拓展和深化了婚姻的“离异”自由空间。同时，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建立和维护健康、文明、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这正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